●【乞丐與社會之愛】
乞丐與社會有極為密切的關係。社會製造了乞丐，所以應拯救乞丐，而且其責任者應為社會。社會上的人應愛他們，拯救他們。 ——施乾
在老弱病殘的乞丐群中，施乾所收容的「乞食囝仔」顯然替愛愛寮注入了一股活力和希望。施乾帶回的流浪兒，經常由他的長女明月、次女美代照顧，幫他們洗澡、更衣、盛飯、添菜。這群流浪兒與他們一家同住一個屋簷下，人數最多時，出現二十四位流浪兒就著一張長桌吃飯的盛況。
施乾特別注重「乞食囝仔」的教育與出路安排。「做人不要讓人家看不起，要去讀書。」愛愛寮的孩子一到就學年齡，施乾就讓他們上小學。有的孩子小學畢業後，自願留在愛愛寮做些打掃、燒水等雜務；有的孩子沒考上技術學校，施乾徵詢他們的意願，帶他們去學木工、做廚師等等。施乾帶孩子去學藝，總問清楚：「這孩子在這裏可以學到什麼？吃什麼？睡那裏？一天工作幾小時？學多久能『出師』？」他每隔一段時間就去看看，有時還把他們叫到外頭問：「吃得飽嗎？待得住嗎？」
「只要有可能，應讓這些悲慘的人們品嘗人生真正的滋味。」施乾視乞兒若己出，這是他由衷的盼望。有個叫阿坤的孩子，施乾看他能做事，告訴他留在愛愛寮燒水沒出息，不如去學做料理。施乾有個親戚在賣壽司，阿坤就到那兒從洗碗做起。阿坤學成到基隆開店，生意不錯，曾帶著他親手做的料理回愛愛寮請大家品嘗呢！
施乾偕家人一同奉獻，讓許多經過愛愛寮收容、照顧和教化的乞者擺脫流浪貧苦的命運；特別是他們的下一代，那些乞兒長大後多半擁有一技之長，真正過起普通人的生活，不再飽嘗餐風露宿的流浪滋味，憑藉自己的力量活出了尊嚴。
●【實現理想的困境】
我們以生命作賭注呼籲乞丐救濟，是堅信只有站在人類愛、人道的立場上，才能指望解決問題。只有愛可憐人之心、愛敵人之心，才能指望真正的天下太平。——施乾
施乾認為，「社會上的『文明人』，若人人能減少自我欺騙與對社會的拋棄，進一步認真地自我反省與對社會進行嚴肅的凝視時，就能將眼前黑暗、絕望、不可有的社會，轉移到更光明、更有希望、更有可為的社會。」令人洩氣的是，乞丐問題在當時不僅不為社會人士所能設想，大多數人甚至採取全然不在乎地坐視不救、裝聾作啞的態度。施乾自己也說：「或許還有人認為要撲滅乞丐，前所未聞，簡直是瘋了！」
他認為，乞丐應防止而不應救濟；雖然防止也是一種救濟，但這與自由放任而為後再予以救濟，宗旨上相當不同。當「乞丐」職業化後，他們只管詛咒社會，恣意做壞事；加上社會上的人們不了解乞丐的心理，施捨只能更加重乞丐的邪念。施乾認為：「乞丐被錯誤的慈善養育的結果，在外觀上愈可憐的人，施捨愈是滾滾而來；而沉溺於乞丐職業的人，最後將不顧一切發揮出動物性的本能，精神從這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，身體腐爛到不堪入目的狀態。」
乞丐問題之難以解決，施乾認為不在於經費不足，而在於社會的無情和冷酷，導致惡性循環。「拯救這個問題才是真的救濟，是當前最大急務，同時又是文明人的使命。」一九二五年，他開始發表著作——《乞丐是什麼》、《乞丐撲滅論》、《乞丐社會○生活》，而出版所得也是愛愛寮收入之一。
「現在我痛感到僅靠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可能認真幫助他們。換言之，在資金上陷入窮途末路之後，我不能坐視不救正活著同胞的精神或肉體而苦惱，並比任何人更痛感到自己罪惡深重。」可惜施乾的呼喊，得到的回應相當冷漠。在資金最困窘之際，施乾不得不遣散部分年輕乞丐。如此一來，乞丐復出台北街頭，不堪其擾的店家透過保長聯名，日本政府方才准許施乾向商家募捐。這些收入終於讓愛愛寮維持了一段穩定時期。
日本直木獎、芥川獎創始人——名作家菊池寬到台灣旅遊，發現台北街頭沒有乞丐，感佩於施乾的精神，將施乾的著作帶回日本發表，並且提筆讚揚施乾義行。此舉使得愛愛寮獲得日本天皇的重視，一九二七年施乾獲邀赴日參加昭和天皇登基大典，天皇並御賜賞金，施乾將這筆錢全數用來建設愛愛寮。
一九四四年夏天，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戰事吃緊，台灣屢遭盟軍飛機轟炸。施乾奉日本政府之命，帶領院民到南機場工作。患有高血壓宿疾的他，或許是大熱天連續工作勞累，突發腦溢血，醫藥不及救治，以四十六歲之齡早逝。留下妻子、六名子女和愛愛寮兩百多名乞丐。
●【愛的延續】
我只是平凡的弱女子，都是靠主耶穌的愛與恩賜，才能持續該事業至今。所以我日夜學習主的犧牲精神，忍耐到底，以求無愧於心而已。——清水照子
施乾短暫的生命，卻能讓濟助乞丐的理想得以延續，歸功於他前後兩任賢內助——謝惜、清水照子。施乾與元配謝惜育有兩名女兒：明月、美代。一九三三年，謝惜因操勞院務而去世。謝惜往生，對施乾打擊很大，不僅兩個孩子還小，更失去了經營愛愛寮的左右手；院民聽到消息，許多人號啕大哭。
施乾的堂妹施秀鳳旅居日本京都，常向鄰居清水照子提及施乾拯救乞丐的精神；心地善良的清水照子心生仰慕，兩人開始通信交往。一九三四年，兩人在京都賀茂神社結婚。清水照子出身富商之家，父親本屬意她招贅，然而她仰慕施乾的為人，不顧父親反對與告誡「危險啊！台灣到處是帶刀的土著和毒蛇。」跟著長她十一歲的施乾來到台灣。
二十四歲的清水照子，乍到陌生之地，跟著住進一、兩百人的乞丐寮，髒亂破陋的環境，加上精神病患隔著鐵籠發出的尖叫與癡笑，她一時無法適應；但當認清自己的選擇與處境後，她開始跟著施乾照顧院民。擅長女紅的她常把自己的衣服重新裁剪，製成孩童服裝，幫愛愛寮的孩子裝扮整齊。院內婦女生產，她預先給新生兒準備衣服、尿布，還不忘關照產婦有沒有奶水。若產婦為盲女，她則僱請院內女乞丐幫忙洗衣服，請廚房給坐月子。
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，台灣進入戰時體制，物資更加匱乏，照子拿出結婚戒子、衣服、棉被典當，與兩百多位院民一起撐過那一段艱辛歲月。日本戰敗投降，將台灣歸還中國，大約有七十萬日本人被遣送返日；當年才三十五歲、失去丈夫的照子，在去留之間，無法放棄愛愛寮的院民。女兒施美代說：「當時院民一直跟她說：『先生娘，不要回去！』」清水照子最後選擇歸化為台灣人，改名施照子，承繼先生未竟的志業。
●【乞丐救助的原動力】
若人不為創造人類幸福而過社會生活，不僅沒有任何意義，而且實際上與危險思想一樣，或更加危險。——施乾
昔日，民間俗稱乞丐聚集之地為「鴨仔寮」，施乾取其諧音，創辦了「愛愛寮」。這「愛愛」兩個疊字，無非說明了施乾獻身乞丐救助的原動力——他堅信，只有站在人類愛、人道的立場上，才能指望乞丐問題獲得解決。「那種認為可憐人成了乞丐是他人之事、與我無關等想法，將使社會更加渾濁，使乞丐一直增加。」
「社會決非僅以『處處想賺錢即可過豪華奢侈的生活』就是幸福。若人不為創造人類幸福而過社會生活，不僅沒有任何意義，而且實際上與危險思想一樣，或更加危險。」「愛愛寮」走過八十二載歲月，隨著近年各社會福利機構興起，殘障、麻瘋、精神病患已經陸續轉介到專門收養機構；一九六一年停辦育幼院、停收乞丐、街友；一九七三年起停辦婦女教養所，增加安老所，專收男性老人。
二○○二年清水照子以九十二歲高齡去世，么兒施武靖繼任院長。如今台北市大理街一七五巷內原址更名為「台北市私立愛愛院」，日治時期的乞丐收容所，轉型為私立安養院，提供公費孤老安養，亦兼辦自費安養業務。
人們咸認為，不僅「窮人」、「乞丐」是複雜的社會問題，難憑一人之力解決，即使願意施捨，也只能偶一為之，無法長期供應。回頭看施乾對於乞丐問題的思考與回應，以及他一手創建的愛愛寮，通過漫長的歷史歲月；望著至今仍存在於台北巿大理街的「愛愛院」，活在台灣「日本時代」那個纖瘦而年輕的身影，不禁壯大了起來……
（撰文／葉文鶯‧相片╱台北愛愛院提供‧翻拍／簡清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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